2001年5月的一个午后，苏州金门小学门口忽然围满了人。年近花甲的拎着扫帚从巷子口走过，正准备把马路边的落叶清理干净，一位白发老教师认出了他配资好评股票配资网站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永康，你真是当年的那个孩子？”这一声疑问，让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再度浮出水面。
回到1951年5月3日，新中国成立不过一年多，苏州城里仍有暗流涌动的反革命分子。那天中午一点左右，8岁的陈永康像往常一样攀上古城墙和伙伴们比赛谁的石子飞得远。就在他们兴高采烈时，一名穿灰褐风衣、梳背头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城门洞口，招手示意他过去。男子递给他一包糖，又亮出一个黄布包，轻声说：“帮叔叔个忙，把这包面粉送进你们老师办公室。”稚嫩的陈永康却在那一刻警觉起来——“老师说过，特务喜欢用‘面粉’做幌子。”
短短几秒钟，他装作天真地点头，领着男子朝校门走去。走到转角，四名巡逻解放军正好迎面而来。陈永康突然抱住男子的大腿，拼命喊：“解放军叔叔，抓坏人！”特务一惊，抡拳猛击，他的鼻梁瞬间血流如注，可小小身躯像铁钳一样死死锁住对方。解放军赶到将特务制服，拆开黄布包，里面赫然是炸药。倘若那包东西进了教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陈永康被送往医院，额头缝了三针，鼻梁肿得像胡萝卜。第二天，苏州各校传来同一句评价：“这是勇敢的小共产党员苗子！”5月9日，市政府在工人俱乐部举行大会，三千多名代表起立鼓掌迎接这位“革命小英雄”。领奖台上，他用还带血痕的小手举起奖状，歪歪扭扭写下六个字：“捉特务是光荣”。
6月1日儿童节，苏州市长王东年专门接见陈永康。更大的惊喜随后从北京抵达——毛主席听说此事后，挥毫写下八个大字：“好好学习，”，并制成锦旗托人送往苏州。锦旗到达时，陈永康正躺在学校宿舍的木板床上养伤。老师们一边读题词，一边叮嘱他千万保密：敌人尚未肃清，名字与荣誉都可能招来报复。从那天开始，他的风衣口袋里多了一把旧钥匙，仓库锁着锦旗、奖状和市民们寄来的礼物，而他再没对外张扬。
时间滑到1958年，他小学毕业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他想退学去挑河泥，弟弟却哭着把仅有的一双凉鞋让给他：“哥，你去念书，我赤脚也行。”在好心人资助下，他完成初中课程，却依旧交不起高中学费，只能进入航运公司当会计。账本一摞，他白天算数字，晚上给同事补习识字，偶尔还主动请缨下河清淤。有人问他为何吃这份苦，他笑说：“工作分贵贱？河道畅通，船靠得住，比什么都踏实。”
1968年，单位党支部把他列为发展对象。就在政审材料上报前，他与招待所女职工俞琪琦相恋。女孩出身工商地主家庭，成分被划为“另册”。组织找他谈话：“划清界限，你就能入党。”陈永康看着窗外夜色，沉默许久，留下五个字：“感情不能算账。”第二年，他办了极简的婚礼，把仅有的一枚银戒划成两半，当作结婚信物。
夫妻俩过得拮据，却从不抱怨。陈永康仍旧埋头苦干，先后被评为“五好职工”“先进生产者”。退休后，他主动接下小区到外环路三条街的卫生，每天天未亮就出门扫地。路人称赞时，他抬手笑着示意别拍照：“做点事而已，别弄得跟英雄似的。”
尘封的往事直到2001年5月21日才被《新民晚报》挖出。记者在档案馆查到一份老报，才发现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四个大字竟与陈永康有关。新闻见报，社会顿时轰动。有人驱车专程来请他做企业形象代言，开价不菲，他婉拒：“我不懂广告，也不想把孩子们的座右铭贴在商标旁。”
同年秋天，金门小学邀请他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。他点头答应，走进教室时，孩子们把旧木桌擦得锃亮，齐声问好。陈永康抬手摆了摆：“想听故事可以，不过先回答我，什么叫勇敢？”一位四年级男生怯生生站起：“遇到危险不后退。”陈永康微微点头，又补了一句：“还要有判断，别逞强。”说完，他掏出那把陪伴多年的旧钥匙，放在讲台，“这把钥匙曾经锁着我的荣誉，却没有锁住我干活的手，你们明白吗？”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粉笔滚落声，孩子们的眼神闪着光。
毛主席题词原稿的下落，至今仍未找到。陈永康偶尔也会提起这件遗憾：“那幅字若还存在，希望能挂在孩子最多的地方。”话音落下，他转头继续清扫操场。落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回应半个世纪前“小英雄”那句稚嫩却铿锵的呐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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